Zhouyou Capson

    其实我并不是天生的文艺青年。不过对于一个学习法律的人，感性的画面能使我非如想象中的冷性。

    我还是很喜欢日本电影的。日本的电影无论在音乐还是场景方面都能完美地协和起来，而且总是在注重细节描写的同时又不会过分拘泥于细节，这种度的把握至少在我看来是恰如其分的，这或许与我自身的思维方式有关。

    看《入殓师》，我一如既往地在看到感人场面时热泪盈眶。小林使劲掰开故人僵硬的双手，将其轻轻置于故人胸前，然后又用自己的双手紧握着故人的双手，一起祈祷。多次出现的场面，很多人可能只是记得入殓师是如何被故人的亲属侮辱，但我却出于一种法律的定势思维，关注的总是一些线性的向前推理，所以思索的是，在如此“众目睽睽”之下，入殓师的一举一动究竟能让生者体会什么。

    生者的体会在片中似乎是一样的，他们由此而觉醒。有人因为入殓师而觉得逝去的妻子此时最美，有人因为入殓师而发现无论逝去的孩子究竟要打扮成男孩或是女孩都终归是自己的孩子，有人因为入殓师而醒悟逝去的母亲是他这一生中最对不起的人……体会似乎不一样吧，但是只要我们简单化或者说是归纳化之后就都变成了：必须以某人逝去为代价，并辅之以入殓师默默的举动才能唤醒生者对从前的追忆。就连小林的妻子美嘉也是在澡堂大妈逝去的那一刻才开始感到丈夫那个原本在她看来如此肮脏的职业其实也是令人钦佩的。为什么总要有人死去，才能让生者带着伤疤去回想被自己忽视的从前。伊壁鸠鲁说得对，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而我想，这种不幸并非从死者死的那一刻开始的，而是从死者未死之前与生者一起时就已经开始酝酿。因为我们的忽视，我们才会在死者入殓后倍感不幸。

    为什么，总要在人逝去时才会引来觉悟？这不禁令我想起昨天和徒弟去听梁文道先生在深大的讲座。梁先生说，亚当·斯密时期的人尚能为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人民陷于灾难之中而难过一两天，现在的我们却不会为意大利发生了地震而痛苦一两秒。太多的讯息不约而同地涌入我们的大脑和内心世界，我们的同情心却因为一次次的涌入而被野蛮地冲淡，以至于我们沦落到一种近乎无情的地步：除非亲身经历或者亲眼所见，否则我们无法感受。入殓师的处境似乎也是如此，连如此善解人意的美嘉也难以接受小林的工作，宁愿逃避也不去面对，宁愿以“自己有了身孕怕日后孩子因为爸爸的职业受人欺负”这种与美嘉的形象很不般配的手段为要挟。因为她没有亲眼所见，不知道这样的职业究竟会有怎样的诠释，究竟会有怎样的美感，更不知道自己的丈夫究竟有多么喜欢或者是说多么惯于这样的举动，直到她所熟知的澡堂大妈的离去。这种无奈，或许是《入殓师》的剧作者也没有在意吧。

    “死，也许是一扇门，并不意味着结束。”我想，或许不只一扇门，无论生死都有门隔开，生与死无论再怎么诠释都有无法逾越的鸿沟，而结束的就应当让它结束，无论是悲是喜，都应当有个了结。就算人生是幕悲剧，我们也要有声有色地演这幕悲剧，不要失掉了悲剧的壮丽和快慰。而之后的死，“你也会死，我也会死”，结果似乎已经不重要。

    诚然，整部戏只停留在热泪盈眶的阶段，而真确让我流泪的只在最后。这种感动不是因为寓情于景，而是感同身受。我也在想，是否有一天，我也会忘记父亲的模样，而只在离别的那一瞬间才开始清晰，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想这也会是我人生的遗憾之一。

    另外，虽然《入殓师》给我的感觉并不如剧作者之初衷那般，但是它所赐予我的也很多。至少，我能更加确切的知道我所要珍惜的是什么。所谓被我们忽视的从前，其实就是在以后的我们看来被现在的我们所忽视的一切。哲人无忧，智者常乐。不是因为他们所爱的一切都拥有了，而是所拥有的一切他们都爱。

    入殓。入殓的并不只是死者。

zhouyou

    很久没有写论评了，因为处于“思维钝角”时期。幸好这个时期似乎已经过去。

    好友发短信来说，明天考路试，那边要他交六百，不然会为难，教练还说这就是社会。好友问我怎样看社会的潜规则。对此，实际是个很容易理解却很令人痛心的事实。

    梁文道先生说潜规则才是真正的规则，这当然带有讽刺意味，也带有些许无奈。规则之所以被人们遵守，是因为人们在本质上还觉得这个规则是公平的，或者说起码是可以接受的。正如黑格尔所言之“存在即是合理”的论断。除了伟大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家有对其进行过诸如“现存的就应当是要被消灭的”之批判外，黑格尔该思想还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毕竟，在我看来，这归根结底并不是一个思辨的问题，而是人性的问题。

    人性中之惰性实为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但人们却总不承认。而且我总强调人有诸多怪癖，其中一种就是“总假定别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也和自己一样”。这一怪癖当然会导致惰性的刻意扩大化——假定大家的角度相同只会令每个人都产生推诿的想法，既然大家都如此所想，就不必担心一件事情的后果了。

    某种潜规则一经形成，实质是某种社会意识业已凝聚。负面社会意识的凝聚往往就是因为人们的思维惰性。很多人本质上并不喜欢思考，否则也就没有必要强迫后辈读书。人一但不思考那就只能接受现有的思想，可谓不内生便只能内化。于是有了从众心理。从众二字很浅显，没有任何其他意味，空有众人的存在。众人看众人已经开始遵守某潜规则，便会从心底里觉得这种潜规则就是正确的、合理的。所以很容易发现，行为的从众并不是最可怕的，思想的从众才是。

    潜规则在中国当然要比西方国家盛行。首先因为我们的明规则本来就不完善，那就为潜规则留有余地。其次，传统有时是害人的。而传统的秉承在中国算是奇怪的现象，因为我们摒弃了很多好的传统，却誓死坚持了诸多陋习。而这些陋习我们还竟能通过理论层面来解释清楚。比如说马克思哲学认为事物是联系的，所以我们要坚持交往的观点，要相互增进，相互合作。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问题是将马克思哲学融入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思想后就不能不变样了。于是人们将交往理解成拉关系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按照美国学者麦克尼尔有关社会契约的观点，契约的内容源自长期而稳定的关系中，相关主体构成共同体，只有共同体利益提升，成员利益才可能持久实现。人们已经认为潜规则是可以令自己受益的，尽管这一次他因为潜规则要有所付出，但他坚信下一次会因为潜规则而大获裨益。潜规则已经构成中国社会契约难以名状却又不得不承认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好像只能等待。治疗如此创伤，时间通常是最好的解药，也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起码在此时此刻，我不得不认为，潜规则的普遍存在，是整体民性的沦丧。

    我常认为中国当前的许多弊病都只是阶段性的问题，毕竟我们实质只有三十年的发展，问题的涌现是很正常的。但潜规则困境可能就并非如此简单。因为这涉及理念的问题。一种不良的体制充其量只会影响一撮人，但一种理念的维持至少要影响几代人，有些理念甚至贯穿整个民族历程。这也许是个可悲的事实，但我们至少可以用尽全力改良。关键是我们能有多少人去发现。

zhouyou